彭湃跟我是同乡。他的家庭是海丰的新兴地主家庭，他的母亲周凤，原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没有进学读书，被卖到彭家当丫头，专搞家务劳动，后来才被立为彭家媳妇。由于她出身贫穷，彭家的人都看不起她，因而很受公婆等人的气，没有地位。彭湃搞农民运动之前，周凤的思想是不太开朗，比较保守的。以后在彭湃的影响下，逐渐转变思想，支持彭湃的革命活动，并走上革命道路，是一位革命的母亲。
在海丰中学读书时，彭湃比我高三年级，他性情乐观，爽快，并且善于演讲，富于幽默感，而且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很受农民的欢迎。他还学会了画图画，画得很不错。很早就反对孔老二，鄙视封建的宗法礼教，从小痛恨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统治。当时海丰大土豪劣绅陈月波为了勾结驻军统领林干材，肉麻地吹捧讨好林干材，企图在五坡岭民族英雄文天祥像旁立一个林的石像。彭湃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组织海丰中学的热血青年捣毁了林干材的石像，激烈反对土豪陈月波。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海丰人民。中学毕业后，他到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此时，他将名字改为彭湃。留学日本期间，彭湃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曾咬破手指蘸着鲜血写下“毋忘国耻”四个字，寄回海丰中学，以表达自己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当他的血书寄到海丰中学时，整个学校沸腾起来，同学们备受鼓舞，激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纷纷举行罢课，示威巡行，上街演出白话剧，宣传爱国主义，抵制日货销售。同学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群情激愤，极大地鼓舞了海丰各阶层人士的爱国反帝热情。当时，我也跟随同学们参加了这些活动。
同年暑假，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休假。他积极组织同学们演白话剧，宣讲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以后我们海丰青年很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都是得助于彭湃的启蒙教育，可以讲，彭湃对海丰革命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1921年，他他大计补留日学习毕业后回到了海丰。当时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想收买和利用彭湃为他效劳,故作姿态要彭湃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在任职期间,他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进步活动,发动大家拆毁海丰城墙,整顿县城秩序。他的这一举动,惊煞了一班地主老爷,他们极力反对彭湃的行动,攻击他不务正业,上书陈炯明要求撤去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
辞去教育局长职务后，1927年，彭湃开始在赤山约搞农民运动。为了取得农民的信任，他首先将自己家里的田契烧毁，向农民保证不收租子，不压迫和剥削农民。在他的影响下，昔日同到日本留学的陈卓凡、李春涛、杨嗣震等人也支持他的行动，参加了农民运动。他们编辑出版《赤心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在彭湃的发动组织下，海丰农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建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的发展，触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拼命攻击彭湃，诽谤农民运动。此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陈炯明反动面目亦大暴露，残酷镇压农民运动。1923年，在陈炯明的高压政策下，海丰农民运动转入低潮，彭湃被迫离开海丰转到汕头，以后又从汕头转辗到了广州。在广州，彭湃住宿在东皋大道仁兴里第一间房屋的二楼，这间房子在马路南面。稍后，他的夫人蔡素屏到了广州,跟彭湃住在一起,不久,儿子彭仕禄出生。
在广州期间,彭湃与共产党和团组织发生了联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关键的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1924年春天,我在广州公立医科大学读书,经常到彭湃那里去，后来他介绍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彭湃参与领导广东农民运动。记得当时组织上曾给他一支手枪，有段时间,他将手枪交给我保管,以后我又把枪还给了他。
1925年国民政府举行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东征军的主力是黄埔学生军，在海陆丰有组织的农民的支持下，打垮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军总司令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彭湃负责农民运动。他们3人，在东征时是寸步不离的，蒋介石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离不开彭湃，他们经常在一起。
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吴振民是彭湃的助手。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江苏人，对海陆丰农民的军事斗争有着重要贡献。还有好几个同志协助彭湃工作，开始是陈修，以后是郑志云、李劳工、李国珍。李国珍在中学时跟我同班，以后在厦门牺牲了。
1926年期间,彭湃主要是在汕头负责省农协潮海海陆丰办事处的工作。以后他去了武汉。1927年4月15日，反动派在广州大捕革命者的时候，中山大学给抓去了7个人：苏家琪、卢福茂、陈嗣炎、罗奇平、金世杰、杨浩泉。杨浩泉后来给保释出来，以后就没有参加革命了。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我刚好离开宿舍到第二医院去，所以没有给抓到。事前，对于国民党要反动，准备搞政变的问题，我曾问过中共广东区委的沈宝同该如何办，沈就打电报给陈独秀，问应该如何对待，是拥护还是反对？不久陈独秀复电来：拥护！事变发生以后，我就躲到附近一个货栈里去，以后就跟李汉超坐船到了上海，住在徐彬如家里。后来又跟李汉超一起到湖北省委报到,当时是由欧阳钦负责与我联系。湖北省委介绍我去湖上园，听说这个地方当时曾是吴佩孚的行营。我到那儿住下后就碰到彭湃夫妇俩。那时,彭湃已跟许玉磬结婚。
彭湃在领导海陆丰苏维埃时，搞过盲动主义，也有过红色恐怖的现象。有些拥护、同情共产党的人都不大敢去找他。杀的那些人都是杀对了的，但方式方法不对。此事，我们曾向省委反映过。海陆丰苏维埃失败以后，彭湃到潮、普、惠边界的大南山根据地坚持革命。那儿环境恶劣,斗争比较困难。
1928年重夏，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四川路延安里开了一间“达生医院”（“达生”是由我当时的姓名柯达文和另一位医生贺雨生的名字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这个医院是党中央政治局经常秘密开会的地方。
1929年春，彭湃奉命从大南山根据地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是先到香港再搭船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后，他曾到我的住处坐了一会。那天天气比较寒冷，彭湃穿着一件长衫。我们见了面之后，我告诉他海丰在上海有些什么人，有一个陈修，前不久在电车上碰见了他，为此，我告诉彭湃要注意陈修和他的老婆。陈修这个人最初的时候犯过一些错误，曾对其进行过一些斗争，后来他逃跑到了上海，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写过一些东西，是国民党反动派里面的秀才，不过他没有破坏过我们的组织。
5月1日前后，彭湃来到我的家里，家里刚好没有外人，我们谈了一阵子话。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运安里五洲药房。后来彭湃在这个地方跟我见过两次面。
8月20日，彭湃到我的家来，我留他吃饭。这时，他告诉我党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我听说了，很高兴，说：你能离开上海，越快越好，到苏联去，好嘛！徐彬如也知道彭湃不久要去苏联这件事。
但几天以后，即8月24日，因叛徒白鑫的告密，彭湃等5人却不幸在法租界被逮捕。听说他们是在开会的时候被敌人逮捕的。不久，反动派就把他们从法租界巡捕房引渡到龙华。
党中央知道这一情况后，即设法营救，拟定了在敌人将他们转移监狱时劫囚车，营救彭湃等人。可是到了那天，因为下雨，使用的枪枝又打不响，加上彭湃被捕后脚被敌人打断了，行动极为困难，因而没有营救成功。
营救的那天，我和陈赓在法国公园等候消息，很久了都还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抢救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关于白鑫叛变的问题，我认为它不是偶然的。白鑫原是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当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当医务主任，他经常患病，常来找我治疗，因此对我颇有好感。他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军到了海陆丰，后来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开始时，他曾对我说他有一个亲戚原是国民党武汉部队中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到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想逃跑，被彭湃发现后枪毙了。白鑫跟我讲这件事时，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我曾对杨殷谈论过，但由于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苏军委，当了彭派的秘书。事后，经党组织查明，白鑫到上海后，就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暗中出卖组织和同志。
白鑫当了彭湃的秘书后，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江苏省委机关，帮助反动派逮捕彭湃。8月24日，白鑫在通知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到新闸楼开会时，就已经事先将开会的地点、人员情况报告了范争波。会议开始，白鑫未到，而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察却来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彭湃等五位负责人逮捕带走。
党中央接到消息以后，马上决定设法营救彭湃等，派周恩来具体指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一方面采取措施，组织“打狗队”，消灭叛徒。
1929年8月25日，关向应到达生医院来跟我了解情况，我即把彭湃等五位被捕的经过情况作了汇报。关向应听后，将情况作了一个分析，叫我不要离开医院，说我这里还不会被敌人注意，估计白鑫有病了，还会到这里找我看病，到时就找机会消灭他。
十几天以后，白鑫果然带着两个马弁来医院找我，要求治病。我跟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给他看了病，接着对他说要下楼去捡药。就在楼下，我乘机给党中央交通机关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们来抓白鑫。大约10分钟时候，我再到楼上时，白鑫心虚已经跑掉了。很可惜这一次没有能将白鑫抓到。又过了一个星期，白鑫打电话来让我乘坐他的车子到法租界白公饭店去给他看病。我到了白公饭店，跟往常一样给白鑫看病，白问我：“最近有哪些认识的人来找你看病？”我说：“很少了”。反过来问他：“你想见他们吗？”他说：“想见！”这次看完病以后，他给了我不少钱，还有一封酬谢的信也一起装到我的药箱里。
从白公饭店出来，我在家里一直等到天黑，看着夜幕已经降临了，就马上乘车到大字街还是新字街，找到我“打狗队”的负责人顾顺章（后来叛变投敌）和陈赓，汇报了当天跟白鑫见面的情况，他们嘱咐我沉住气，照样给白鑫看病，有情况随时汇报。根据当时情况来看，我们估计白鑫还会到医院来看病，因此陈赓他们在医院的附近租了一间二层楼房，准备等待白鑫再出现时就马上组织力量消灭他。可惜等了一段时间还未见到白的影子。
又这样过了二三个星期。一天突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要我到他家里（霞飞路和合坊42号范争波住处）给他诊治，于是我就到了白那里。回来后，我马上将情况向顾、陈二人作了汇报。他们马上在和合坊42号隔壁租了一间房子，并在墙壁上挖开一个小洞，派人天天监视白的行动，寻找时机干掉他。
有一天，白鑫上街买了许多水果回家，我们马上估计到他可能要离开上海去南京，于是作了周密的布置。那天，当白鑫一行5人走出家门准备踏上汽车的时候，“打狗队”的同志们突然开枪袭击，当场把白鑫等人打死。
这件事发生后，即轰动了整个上海，报纸也登了新闻，真是大快人心。这就是叛徒白鑫应有的下场。
处决白鑫之事发生之后，党中央派小四川（四川人，因年纪小，同志们都称呼他小四川，具体姓名不清楚）到我家来通知我马上转移，离开医院。就在我离开家后二三小时，国民党公安局的人就来抓我了，但此时，我已经安全地到了蔡孟康诊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了。
彭湃在上海工作时，他的爱人许玉磬跟他住在一起。他们生有一个男孩，叫彭小沛。彭湃牺牲后，许玉磬坚持革命，向党中央要求派她回海陆丰工作，党中央批准了她的要求。行前，她将亲骨肉小沛寄放在我党中央机关以天主教会名义办的一个托儿所里，由李立三的爱人负责照管。顾顺章叛变投敌事发生后，彭小沛也就下落不明了。许玉磬后来在广东大南山被敌人杀害，壮烈牺牲。
1931年至1935年，我在香港期间，彭湃的母亲周凤带着彭湃的儿子彭仕禄常到我家，帮助做点事。当时，党组织每月都有生活费接济他们。
1979年9月
（江铁军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