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55周年和陈其尤诞辰110周年纪念。中国致公党的“三大”因其在上个世纪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背景下召开，并且在对致公党进行改组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我们时代的召集人”和“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政治主张而载人史册。从此，中国致公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他和当时致公党内的先进分子一起，不仅共同承担了重建致公党的历史重任，把中国致公党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奋斗的民主党派，而且禀承和发扬了中国致公党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中国致公党未来的发展选择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陈其尤当之无愧地、也历史地成为了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本文以陈其尤和中国致公党的关系为主线，对陈其尤的早年革命活动、陈其尤在致公党“三大”前后的历史贡献，以及他担任中国 致公党主要负责人以后留下的宝贵资料进行 收集和整理，以纪念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 人之一陈其尤诞辰110周年。
陈其尤早期革命活动
陈其尤，广东海丰人，1892年生(又名陈定思、陈丽江）。陈其尤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 自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日 渐丧权失地的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 的末代王朝——清朝的统治更加腐朽，人民生活于空前的灾难和痛苦之中。因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海丰也是中国最先遭受西方列 强侵略的地方之一，那时，当地的许多民众为了生存和谋求活路，纷纷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由此海丰也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侨乡。生活在这一地域的陈其尤，其少年时代一方面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最先受到一些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影响。1903年，陈其尤有幸进入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的高等小学学习。这是一所完全不同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私塾”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海丰县城的最高学府，不仅学习内容新颖，而且学生还被分编为甲乙丙丁四个班，学制四年。作为该校首届甲班学生，这四年的海丰县高等小学学习生活，给了少年陈其尤一双全新看世界的眼睛和不再盲从封建专制的独立思维以及朦胧的民族、民主意识。
1908年，17岁的陈其尤来到南方重镇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受其影响开始大量阅读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在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思想影响下，陈其尤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此开始自觉地投身到推翻封建满清王朝的时代大潮中。1911年，年仅20岁的陈其尤加入了由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同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陈其尤响应同盟会号召，毅然参加了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直接策划、领导的广州起义(即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由于事先走漏消息，又临时改变计划，故未能集中力量，终致寡不敌众，惨遭清政府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共计86人。这次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在历史上却影响巨大，正如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所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在这次“碧血横飞，草木为之含悲”的黄花岗起义中，陈其尤不仅对早期同盟会会员中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个人品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且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未来的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华大地并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党人。是年10月下旬，陈其尤的同乡陈炯明、邓铿在惠阳淡水发动起义。陈其尤再次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支队伍，并于11月10日发起的惠州战役中攻占了惠州城，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脱离清政府。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其尤因其参加过两次起义且年轻有为，1912年被时任广东都督府都督的陈炯明派往日本留学。旅日期间，陈其尤十分珍惜这一走出国门的机遇，勤奋求学，大量涉猎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制度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1916年，陈其尤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同年学成回国，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
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后，以积极追求民主革命为职志的陈其尤坚持其革命理念，毅然辞去了北方政府财政部的职务，果断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运动，在广东陈炯明部担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其间，粤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东山、云霄县县长，潮海、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1931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陈炯明再次被选为中国致公党总理，同时，陈其尤亦被选举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
1937年，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在此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海内外广大侨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不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进一步动员并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当年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国民政府全面战费是18亿元， 而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13．3亿元。有人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226亿元，华侨汇款达53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1／4，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1／2。甚至后来的日本政府及学者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其尤一生命运的重要事件。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工作中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37年已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又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特派员。此时的香港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通道，而负责国民政府采购军火的人，又恰巧是持蒋介石亲笔手谕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在这国难当头之秋，孔令侃不顾手上握着的是广大同胞(包括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在香港打着蒋介石的招牌，疯狂地从一笔笔军火生意中获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其行径令人发指。据统计，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款额平均高达2亿美元，而当时军火的佣金有的竟达到20％～30％。在这肮脏的幕后交易中，不知孔氏家族赚了多少黑心钱。看到此种情景，当时身为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实在忍无可忍。1938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作出了一个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种种罪行的决定，要求国民政府对此严惩不怠。但是，陈其尤远远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揭发非但未使孔令侃被绳之以法，却因触及到蒋家内幕而触怒并获罪于蒋介石。1938年末，蒋介石借口要陈其尤到武汉向他汇报工作，可是飞赴武汉的陈其尤一下飞机，便立即被戴笠的军统特务秘密逮捕，锒铛入狱——被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从蒋介石的座上宾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内心开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思想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变化，也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