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怨重重广东光复的时候，胡(汉民)作都督，副都督有三人，为陈炯明、朱执信、黄土龙。是时各路英雄集结广州，胡从香港来，李准、张鸣歧投降。陈从惠州来，收容湘军洪兆麟部，在石龙与王和顺的绿林豪杰会合。广州城内，土匪民军甚多，龙蛇混杂，黑白不分，甚至包围都督府，拿着炸弹要钱，因而被抓到枪毙的很多。总理自海外归来，借胡汉民赴沪，旋至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胡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陈代理广东都督。当时有人拥护汪精卫，有人赞成朱执信，也有人推举孙德彰(字寿屏，总理长兄)。汪、朱皆为文人，无军队作后盾，民军虽拥护孙德彰，但总理不以为然，总理认为他哥哥只能从事实业，不适合做都督，大家拥护他，有失公平，爱之反足害之，其议遂寝。德彰闻讯，甚为愤慨，然亦莫如之何。德彰原在檀香山经营大牧场，有华侨两千人参加垦牧，后来在香港开酒店，以其雄厚资财，助总理革命，他有政治野心，但乏政治才具，知兄莫若弟，总理不愿乃兄卷入政治漩涡，以自毁其声誉。
总理辞临时大总统职后，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陈炯明愤而走香港，虽被朱执信劝回，但陈、胡之间已深存芥蒂，分裂之机，即肇端于此。及二次革命失败，党员星散，总理至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振声威，李烈钧亦到日本，谒总理，总理询曰：“君来此何为?”答称：“愿继续献身革命。”总理乃面予责斥：“我将江西一省的重任交给你，你却刚愎自用，不服从命令!叫你发动，你不发动。不叫你发动，你反而擅自妄动，贻误戎机，一败涂地，还有何面目见我?”烈钧无辞以对，赧然走南洋，与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组织水利促成社，与总理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朱执信赴南洋联络，碰壁而返。陈炯明自视甚高，夜郎自大，对总理并不忠实，至此竟别树一帜。加之陈、胡间恩怨重重，裂痕日益加深，所以民国11年陈的叛变，可说种因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叛变的主因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可分下列四点说明：
1)个人英雄主义。陈炯明极富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大家捧他，南洋华侨也拥护他。他在广东的势力很大，军队最少有10多万人。他总想做领袖，不甘屈居人下。
孙中山
2)吴(佩孚)赵(恒惕)对陈的联络。在一般军阀的心目中，陈炯明的名气反在总理之上，因为广东方面，总理的力量是虚的，陈的力量是实的，总理只有对党员的影响力，陈却掌握实际的兵权。所以吴佩孚、赵恒惕都派人跟他联络，希望他赞成联省自治，阻止总理北伐计划的实施，并诡称俟全国统一后，拥护他做领袖，适投其所好。
3)左派的拉拢。陈是秀才出身，嗣又入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向往社会主义，当其驻军漳州时，许多社会主义者前往襄佐政治、宣传、教育等工作，梁永弦任教育局长，派学生出国留学。陈秋霖主编《闽星报》，炯明亲撰发刊词，倡导社会主义。粤军回粤后，邀陈独秀主持教育，言听计从，相处若师友，因此受毒甚深。邓铿常常说：“陈竞存的思想最不坚定。”可称持平之论。
4)封建思想。陈炯明为广东陆丰人，该地甚为偏僻，与外鲜交通。陈氏见闻不广，不懂现代政治，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他虽一度赞成君主立宪，但未曾接受康梁思想，转而参加革命，又不了解总理的学说和主张。所用部属亲信，亦多海陆丰人，非亲即友。如钟秀南、钟芾农为其表弟，陈达生、陈伯华为其族弟，陈炯光为其堂弟。其智囊马育航则为同母异父兄弟。将领如叶举、洪兆麟、杨坤如、钟景棠、黄强等，多不学无术，其中以黄强比较有知识，陆军小学毕业，后留学法国，但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到大元帅府，向不称总理，只问“中山在不在?”其骄悍可知。此外诸将，率皆缺乏远见，毫无知识，满脑子封建思想，把广东当成自己的天下。这种封建观念的作祟，是促成陈炯明叛变的主要原因。
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
总理主张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肃清军阀余孽。陈则受吴佩孚、赵恒惕愚弄，持相反的意见，号召“模范起信”，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当时邓铿周旋双方之间，颇尽缓和疏解之责。民国11年3月21日，邓铿被刺于大沙头车站，伤重身死，不久，陈达生亦被刺殒命，因此双方疑忌日深，终至不可排解。4月20日，总理下令准陈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陈即离广州赴石龙，转惠州。22日总理抵达广州。此时陈将亲信部队，布防于石龙、虎门各地，其驻桂军队，由叶举率领，自南宁还师广州，5月6日，总理离广州抵韶关，9日在韶关誓师北伐，全力注意北伐军事，而陈部主力则集中省城及白云山等处，已显露谋叛迹象，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6月1日，总理令胡汉民留守韶州大本营，自率卫士回广州，以资镇慑。未料竟发生16日陈部炮击观音山之变。
叛变经过6月14日，我得工会密报，叶举侦探长黄福生连日积极行动，叶部机关枪队，已密布交通要道。下午2时，我去观音山粤秀楼晋谒总理报告，总理不以为然。下楼时，往吊桥，遇廖仲恺，告以叶举、洪兆麟、李云馥等，调兵遣将，甚为频繁，有一触即发之势。廖故示镇定，但已显露恐惧之色。并对我说：“万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妨害大局。”
15日，居正、马君武去白云山访叶举，传达总理推诚相与之意，叶举佯允服从。当日下午，秘书长谢持已知陈部密谋，秘书林直勉兼广东电报局长，亦检获陈部密通北政府证据，同时报告总理，恐粤军有不轨行动，宜速离公府，以防反侧，总理拒绝。夜间3时(16日晨)洪兆麟已率队包围总统府，总理仍坚持不去，经林直勉、林树巍等数人强挽出府。
此时各重要街口皆已布满步哨，不能自由通行，总理单身走至财政厅前，恰遇洪部大队，乃杂入队中同行。总理临变镇静异常，从容不迫，洪部以为同事，亦不查问。至永汉马路才脱险至长堤，安抵海珠海军总司令部，与海军总司令温树德等同登楚豫舰，召集各舰长，决意戡乱定难。
营救孙夫人当天夜里，我得到陈部叛变的消息，即偕余妻沈慧莲女士趋往粤秀楼营救总理，虽冲过叛军数条防线，然终被阻，不能进入。天亮后，我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长马湘(系我的族侄)与黄惠龙，我问：“总理在哪里?”他们说：“已经脱险了!”“夫人呢?”“还在粤秀楼。”我嘱他们二人，务必尽力与敌人周旋，乘隙保护夫人向附近水母湾马伯麟家突围。
同时我又电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迅速设法营救夫人。16日下午3时，马湘、黄惠龙护送夫人突围逃去，惠龙中途被冲散，4时，马湘与孙夫人到达马伯麟家。我闻讯后，立偕余妻驰往，留余妻随侍孙夫人，我即赴沙面与工部局巡捕长吴有、副巡官姚昌等商洽奔走接应办法。继又返马伯麟家，请孙夫人改着黑色纺绸衫裤，与余妻并肩步行，我做前导，马湘殿后。行至濠畔街十三行杉木栏，孙夫人体力渐感不支，举步维艰，这时突有人呼喊“宋庆龄”者，我急中生智，找到一副肩舆，供夫人乘坐，至沙面西桥闸门，遇有叛军十余人赶来，喝令停止检查，吴有、姚昌正在门闸等候，立启闸门，我们迅速进入，即刻将闸门关闭，总算化险为夷，又逃出了一关。
17日晨，我到岭南大学访钟荣光校长，设法营救孙夫人出险。适孙哲生与美籍顾问努文先生赶来，乃共同商定营救办法，借电船一艘，驶至沙面，由余妻及马湘伴夫人登船，冒枪林弹雨，折返岭南大学，再由我与努文先生一同登船护送夫人至黄埔永丰舰，与总理团聚。
邓家彦总理欲谋北伐，湖南方面赵恒惕方倡联省自治之说，未允合作。民国10年11月，总理亲访陈炯明于南宁，商谈北伐出兵事，亦为陈所婉拒。总理不得已乃命陈返广州负责接济饷械，而自任北伐之军事。陈返广州后，极力巩固其在粤之势力，集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之要职于一身，而于北伐甚表冷淡。总理北伐军需乃多赖第一师师长邓铿(仲元)筹措，因此邓颇为陈派所嫉视，终于民国11年3月21日在广州车站遭暴徒之狙击。仲元之死，总理极为痛心，而双方之关系，自愈趋紧张。以后且查出主谋暗杀者乃陈炯明之族弟陈达生。
3月26日，总理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有主调停者，有主回师广州者，而蒋公中正尤为激烈，力主讨伐陈炯明。总理乃决定回师返粤。陈炯明闻讯，即来电表示辞职。总理电召炯明来梧州面商解决一切，而炯明始终拒不来晤。总理乃准彼辞去粤军总司令与广东省长职，但仍任以陆军部长，以留转圜之余地，而图继续北伐。至是年6月，陈部益形跋扈，总理亲赴广州镇抚后方军队，16日遂有观音山之变。
陈炯明原亦隶属同盟会。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任都督。汉民旋随侍总理北上，任临时大总统之秘书长，炯明遂接任广东都督。大约从此以后，陈即蓄志窃据广东。
余与陈炯明虽相识，但无甚交情可言。朱执信则与之关系较深，盖陈尝从执信受业于广州法政学堂也。执信死后，陈之态度日形跋扈。然以陈个性倔强而言，即使执信不死，恐亦难就范，与总理终不免决裂也。
陈炯明叛后，总理尝一度命吴稚晖往说炯明，如彼肯填写悔过书，可不究既往。陈炯明无悔过之心，拒写悔过书，遂无法复合。
(2)讨伐陈炯明
沪上组织讨逆总理到沪后，我一面策动各地工会，加强组织，严防阴谋，同时协助总理，激励各省部队会师广州，讨伐陈逆。
此时(民国11年9月)到沪各省军事代表，计有滇、桂、湘、赣、鄂、豫、皖、陕、苏、闽、鲁、黔、川等13省，都拥有相当部队，惟缺乏开拨费与经常饷粮，而本党经济极为匮乏，无以支应。总理乃想到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各地华侨旅居香港者甚众，财富亦大，我与刘季生又都是台山籍，就派我俩于9月下旬赴港，与上述四县旅港殷实侨商领袖伍举焜、杨西严、林护、伍于簪、伍鸿南等商洽，请共为救国捐献，彼等慨允为助。我俩即返回上海，晋谒总理，磋商筹款办法，第一次是筹港币50万元，作为分发各省赴粤义师之开拔费，至于各军经常饷糈，在粤省未收复前亦由彼等陆续筹拨。总理派我与孙哲生至港，筹设总机关，主持军政，因应策划，并与古应芬、廖仲恺、邹鲁、林直勉、胡毅生等，终日众处，筹商机要。复促许军长崇智，自赣闽边界进兵，规复福州，一面与陈策联络在粤海军，应援陆军，会同讨逆。
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
此时桂军梧州警备司令黄绍竑密派代表到港，访孙哲生、古应芬，接洽桂军投诚讨逆事项，系请先拨桂军薪饷港币10万元，即可开拔入粤，经电总理核准，即由余面交该代表10万港币，并推邹鲁前往梧州宣慰。
桂军为讨逆主力桂省既已投诚，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督师东下，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赣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李明扬、赖世璜，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率陈嘉佑、蔡巨献、方鼎英、鲁涤平，及川军卢师谛等部队，均先后开拔赴粤，革命声势，至此大振。
是时，我已奉命重行组织游击队，所有地下活动，都假手粤省各地工会为联系。各地工会，有当年打倒龙济光、莫荣新的劳绩，一向拥护总理，闻讯莫不跃跃欲试。游击队集结迅速，行动飘忽，四处埋伏，乘间进袭，并与各地正规军先遣部队密切配合，做其前导，发挥了极大的力量。使陈逆部队，杯弓蛇影，鹤唳风声，大为不安。至民国12年1月16日，陈逆不得不率部退出广州，径奔惠州老巢。当其撤退之日，我已率游击队迫近广州，当即入市区，布告安民，并分电各地报捷，至是广州完全收复。
不久(1月17日至25日)，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先后到穗，各路军事领袖，亦纷纷抵达。总理因与苏俄代表越飞在沪谈判，不能即刻赶到，一时广州顿成群龙无首的局面，遂有“工防司令部之变”。
复任大元帅职总理于民国12年2月21日返广州，复任大元帅职，22日派徐绍植为广东省长，杨西严为财政厅长，伍学焜为盐运使，陈树人为政务厅长，孙哲生复任广州市长，吴铁城为广州市公安局长。3月1日，大本营组织告成，分设四部，外交部长伍朝枢，内政部长谭延闿，财政部长廖仲恺，建设部长邓泽如。
陈炯明悔悟
民国14年3月12日，总理在北京逝世，灵榇暂停于西山碧云寺，并保存总理生前衣物。8月初我随孙哲生先生到达上海，17日，黄大伟邀宴，并且说纯原为我们洗尘，绝没有外人参加。当天中午我与孙哲生如约到达霞飞路底黄宅。进入客厅，陈炯明、马育航竟赫然在座，始悟此系黄大伟有意之安排，俾使双方言归于好。当时情形甚为尴尬，彼此寒暄后，陈嗫嚅而言：“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是背叛了中山，而且在其临终时，也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解释误会，实感衷心难安。”言下不胜伤感。我怫然作色说：“死者已矣，夫复何言?”立即拉着哲生走出，结果不欢而散，饭也没有吃成。我认为这并不是个人的仇恨而是国家的仇恨，私谊方面尽可通融，而出处大节，分毫不能马虎。
记得陈炯明叛变后，总理宽大为怀，派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白映斗(五台人)到惠州小西湖百花洲劝陈写悔过书，陈态度顽强，坚持不肯。曾几何时，今突然表示忏悔，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平心而论，陈操守尚佳，廉洁自持，其在广东施政，如禁烟、禁赌、民选县长各项，皆颇有成绩，粤人对他的印象良好，亦非偶然。可惜他缺乏中心思想，一朝铸成大错，致百身莫赎。如果他能一心一意拥护总理，则总理视为心膂股肱，畀依之殷，他人岂能望其项背，则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继承总理衣钵者，舍彼其谁?若然，以后的局面，或将完全改观了。